牧师与他的子民 W. A. Criswell博士 提摩太前书1 1974年3月15日 司布真曾站第一层阳台的中心，他上面有一层阳台，下面也还有有一层，他就站在中心的阳台栏杆边。在栏杆上有个小讲台，大概这么大的一块木头。司布真就从那个阳台栏杆上讲道。别人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说，“一个人讲道使用他的每块肌肉、每块骨头、每条筋，所以他的身体不应该被挡上，应该被看到。” 我也相信这一点。 我去纽约听诺曼·文森特·皮尔的讲道，他用麦克风讲道，他的前面只有一个麦克风。这没有问题。我喜欢讲台，因为它很美丽，将人们的眼睛集中到这个人所站的地方。但是讲台不能太大。如果你教会里有个很大的环绕式的讲台，我想你应该扔掉它，没有例外。它将你隐藏起来，你被隐藏得越多，你和人们之间的障碍越大。第一个教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。一开始只是一个小栏杆在祭司和人们之间，然后栏杆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最终在希腊东正教中，栏杆到天花板，希腊东正教的祭司是在墙后面，完全看不到。墙上画的都是圣象。 我曾去过莫斯科的聚会，你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主持的祭司在墙的后面。然后他会从墙的门出来，发放弥撒的饼和酒。教会的历史是这样的趋势，你们当中也有很多建造大讲台的，不要这样做！把它们拉倒！ 每次我在教会讲道，如果那有个围绕我的讲台，我就觉得我和人们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障碍。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太高，只能看到我这里以上的部分。这意味着我只是从笼子里越过一面墙对着人讲话。 如果有人去向一个女孩求爱，他想让她嫁给他，他带了一个笼子，隔着笼子对她讲话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如果你和商人谈生意，或者买保险，这这样将你和对方隔开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 你在讲台要做什么？你不是要让人来见耶稣吗？你不是想要和他交谈吗？你不是要让他倾听吗？你不是要让他回应吗？所以不要在他和你之间隔着什么。只要面对面，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，沿着过道讲道、教导。这没有问题。完全没有问题。走下去到会众当中，邀请人见主；人们不再这么做，但我会这么做。我还这样做，没有问题。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斯科吉，他们请我对奥克拉荷马州塔斯基吉的乔克托族讲道，就像阿拉巴马的塔斯基吉一样，奥克拉荷马的塔斯基吉。我去了那里，看到一个营地中有一个敞开的会幕，非常大的会幕，其中满了乔克托印第安人，纯种的乔克托印第安人。全部族人都在那里。他们是浸信会信徒。所有的人都是浸信会信徒。从本质上来说你是浸信会信徒。这些乔克托人是浸信会信徒。我站起来讲道。我倾尽全心地跟他们分享，然后呼召，没有回应，没有人回应！ 带领诗歌的乔克托印第安人就站在我旁边，我对他说，“请你继续带领。” 我那时候想已经完了，结束了，结束聚会，祝福，完了。那是我的意思。 我不知道那个带领诗歌的乔克托印第安人是个老派的劝诫者。我对他说，“请你继续带领。” 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是让人来祝福，他以为我是说我已经讲完了，“现在你来劝诫！” 那个乔克托印第安人在会幕的过道上来回走，还有会幕外面，周围，座位前后，四处地走，劝人归信耶稣。他是那些从各处过来！我站在上面，感觉像个傻瓜一样，看起来也像个傻瓜，为眼前发生的事惊奇。这是应该做的事。劝诫人来见主。很多年前一直都是这样，但现在你不再看到这些了，因为有讲台的栏杆，所以我把它们放在下面的台上。 我刚来的时候是没有下面的台子的。两侧有栏杆，为了方便年长的特鲁特博士走下去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圣餐桌，就这样而已。我让他们建了这个平台，因为我讲道完了就站到那里去。每隔一段时间—在哪里都不要经常做—过去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会走到下面去，劝诫人来到耶稣那里。这是下面的平台的目的。建筑结构已经被改变了，这里延伸出来为了放钢琴，还要留地方给管风琴，诸如此类。对我来说，讲道是要得着人。这是你想要做的事。你要为神得着他们。这是一种方式。不要在你和子民之间放任何东西，什么都不要。 有不同形式的讲道。世界上最好的方式是拿着圣经就讲。我到了马斯科吉之前都没这样做。如果我能再活一次，当我十七岁开始的时候，就拿着圣经讲道。如果我没有办法从创世记第一章讲一篇道，就从创世记前两章讲一篇道；如果我不能从前两章讲一篇道，就从三章；如果我不能从创世记的一半讲一篇道，我就从整篇书讲道；如果整部书都讲不了一篇道，我就从摩西五经讲一篇道；如果还不行，我就从前六部书讲一篇道；如果还不行，我就从整个旧约讲一篇道。如果我能再活一次，我要讲圣经，我要这样做。 讲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自己。只要做自己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，做自己。我必须要结束了。我想最后讲我青年时候的经历。我这样做是想要激励你们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我们都不同，我们一些人是吵闹的、外向的，有些人是安静、害羞的，但这不要紧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只要做自己。 好，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。我十七岁开始讲道。我在阿马里洛第一浸信会注册为牧师，接着去贝勒大学学习怎样讲道。我马上就开始讲道了。我一开始是在韦科的街道讲，后来去监狱里。最终去了一个贫困的农场，然后去了一个小的乡村教会。他们在一个学校的房子里聚会。教会唯一所有的就是一个敞开的会幕，他们在那里举行帐篷复兴会。人们从各地过来，在那里宿营十天。 我是贝勒大学的志愿者团的一员。他们是宣教志愿者，我不是宣教志愿者，但是我很喜欢那里的孩子们。我参加志愿者团，和他们一起四处走动。到了夏天—我那时已经十八岁—到了夏天我要在敞开的会幕举办复兴会。所有那些志愿者，大概有三十到三十五个人，都一起坐公车来到普泰，就是复兴会举行的地方—我的小教会的名字是普泰康戈浸信会—来参加复兴会。他们来了，非常吃惊。这些孩子给我和我的工作下了悲惨的结论。他们说，“没有哪个好教会会召你的。你讲的声音太吵了；四处走动，上上下下。一个有教养的、有文化的福音使者像你这样是不可想象的。你一辈子都会呆在乡下没有房子的教会里，只有一个会幕。这地上没有一个好教会会召你。” 他们最基本的假定，就是如果我呆在乡村就是失败，我现在不这样认为。不是这样的。如果神让我余生在乡村教会里，在神看来，这就和派我在城市教会里一样的非凡、有福。在神看来这没有区别。这只是他的旨意，只是如此。他们认为要成功，你就得在大教会里不断高升。 他们让我很烦恼，因为他们不只是说了一次。他们每次看到我都要打击我，他们也不是好好地说，像你们这样。那些孩子对彼此很苛刻，他们用带着倒刺的话打击我。于是我感到很大的压力。 我在贝勒大学有个很好的朋友，我告诉她我绝望了，不管我怎样试图改变讲道的方法，过不了一会儿我的热火就上来了。那时的一个晴天，三、四英里，甚至五英里之外你都可以听到我讲道的声音。现在隔了一英里或者半英里你就听不见我了。那时真的十分激烈。 贝勒大学的这个女生对我说，“我在韦科有个好朋友，她叫马萨霍恩，是个训练演讲的老师。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师，她城市的人非常喜爱她，甚至为她建造了一座小剧院。我想带你去见她。你告诉她你的问题。” 她带我去见马萨霍恩，我告诉她了我的问题：我讲道太吵、太猛烈，那些孩子都说如果我不改变，我在事奉中永不会有进步，我一辈子都得呆在乡村里。我因此而绝望。她说，“你既然来了，我们来看我能做些什么帮助你。” 于是我开始跟马萨霍恩学习。 我会讲话的时候我妈妈就教我演讲的方法了。你也许永远都猜不到，但这是真的。我小的时候多年地学习表达方式，到了高中，参加辩论队，朗诵，赢过奖杯和金牌。 我开始跟马萨霍恩学习。她一开始也是讲同样这些事，怎样呼吸，怎样从腹部发声，从舌尖、嘴唇和牙齿发声，怎样用手势，像这样，而不是那样。我和马萨霍恩重新学习了一遍这些。这样一段时间，她对我说，“你能为我讲道吗？” 到那时我已经和她很熟了，我说，“我很乐意。” 于是我站在那个小剧院的前面，她是我唯一的听众。我打开圣经，选择了经文，给她讲了道，就像我在乡村的时候一样。我讲完了，她一句话都没说。她说，“下一课的时候你能再这样做一次吗？” 下一次的时候我站在小剧院里，她是我唯一的听众，我又给她讲道。同样的事，她什么都不说，只说，“你下一次能还做同样的事吗？” “我很乐意。” 下次我来的时候，我走到她的住处去，她说，“请你过来，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。”我就和马萨霍恩坐在客厅，她对我说，“这周我的一个好朋友从堪萨斯城来见我，我想到了你，我对她说，“你去堪萨斯的哪个教会？她说去哪个教会。我问她，‘你属于那个教会吗？’ 她说，‘不。’ 我问她，‘你为什么去那里？’ 她说，‘因为那里的牧师会讲道，我喜欢听讲道！’ ” 她说，“我就和堪萨斯城的朋友一样。我去教会，想要听讲道。” 她说，“我想告诉你。这是你最后一次来了。你不需要更多的课程了。但记住我的话：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一生中都是如此，你讲道的时候，要按照心里的感受去做。如果你想要握紧拳头，你就握紧拳头；如果你想要捶讲台，你就捶讲台；如果你想要摇头，你就摇头；如果你想要跺脚，你就跺脚；你要按照心里的想法去做。” 然后她最后说，“我不认为所有人都会喜欢你，但是他们都得听你要讲的信息。” 我离开的时候觉得一下高大起来，一下伟岸起来。直到今天，我成千上万次地听到别人跟我说我讲道的方式。我总是记得马萨霍恩的话：“你要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做。他们也许不喜欢它，但是他们会听你要讲的内容。” 瑞班法官做这里的执事会主席三十五年，这讲台还没有伸到这里、座位还靠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在这里。他就坐在这里，因为他的妻子安有重听，听不清楚。有一天，我坐在他旁边，他一直都是那样头靠后地仰着，我对瑞班法官说，“瑞班法官，你总是坐在前面，紧靠着讲台，你的头总是向后靠着，因为安重听。你的脖子不疼吗？” 他说，“不，只有耳朵疼，只有耳朵。” 不要因为神造你的方式而羞愧。成为你自己，站在那里，你的心里有感动，就不要阻碍，不要犹豫，你灵里的东西会自然地出来。只要让它出来，让它闪光，神放在你灵里的东西。主会祝福你的事奉。              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