牧师与他的子民-The Pastor and His People

牧师与他的子民-The Pastor and His People

March 15th, 1974 @ 9:45 AM

提摩太前书1

    牧师与他的子民 W. A. Criswell博士 提摩太前书1 1974年3月15日 司布真曾站第一层阳台的中心,他上面有一层阳台,下面也还有有一层,他就站在中心的阳台栏杆边。在栏杆上有个小讲台,大概这么大的一块木头。司布真就从那个阳台栏杆上讲道。别人问他为什么,他回答说,“一个人讲道使用他的每块肌肉、每块骨头、每条筋,所以他的身体不应该被挡上,应该被看到。” 我也相信这一点。 我去纽约听诺曼·文森特·皮尔的讲道,他用麦克风讲道,他的前面只有一个麦克风。这没有问题。我喜欢讲台,因为它很美丽,将人们的眼睛集中到这个人所站的地方。但是讲台不能太大。如果你教会里有个很大的环绕式的讲台,我想你应该扔掉它,没有例外。它将你隐藏起来,你被隐藏得越多,你和人们之间的障碍越大。第一个教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。一开始只是一个小栏杆在祭司和人们之间,然后栏杆越来越高,越来越高,最终在希腊东正教中,栏杆到天花板,希腊东正教的祭司是在墙后面,完全看不到。墙上画的都是圣象。 我曾去过莫斯科的聚会,你站在那里的时候,主持的祭司在墙的后面。然后他会从墙的门出来,发放弥撒的饼和酒。教会的历史是这样的趋势,你们当中也有很多建造大讲台的,不要这样做!把它们拉倒! 每次我在教会讲道,如果那有个围绕我的讲台,我就觉得我和人们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障碍。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太高,只能看到我这里以上的部分。这意味着我只是从笼子里越过一面墙对着人讲话。 如果有人去向一个女孩求爱,他想让她嫁给他,他带了一个笼子,隔着笼子对她讲话,这不是很可笑吗?如果你和商人谈生意,或者买保险,这这样将你和对方隔开,这不是很可笑吗? 你在讲台要做什么?你不是要让人来见耶稣吗?你不是想要和他交谈吗?你不是要让他倾听吗?你不是要让他回应吗?所以不要在他和你之间隔着什么。只要面对面,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,沿着过道讲道、教导。这没有问题。完全没有问题。走下去到会众当中,邀请人见主;人们不再这么做,但我会这么做。我还这样做,没有问题。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斯科吉,他们请我对奥克拉荷马州塔斯基吉的乔克托族讲道,就像阿拉巴马的塔斯基吉一样,奥克拉荷马的塔斯基吉。我去了那里,看到一个营地中有一个敞开的会幕,非常大的会幕,其中满了乔克托印第安人,纯种的乔克托印第安人。全部族人都在那里。他们是浸信会信徒。所有的人都是浸信会信徒。从本质上来说你是浸信会信徒。这些乔克托人是浸信会信徒。我站起来讲道。我倾尽全心地跟他们分享,然后呼召,没有回应,没有人回应! 带领诗歌的乔克托印第安人就站在我旁边,我对他说,“请你继续带领。” 我那时候想已经完了,结束了,结束聚会,祝福,完了。那是我的意思。 我不知道那个带领诗歌的乔克托印第安人是个老派的劝诫者。我对他说,“请你继续带领。” 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是让人来祝福,他以为我是说我已经讲完了,“现在你来劝诫!” 那个乔克托印第安人在会幕的过道上来回走,还有会幕外面,周围,座位前后,四处地走,劝人归信耶稣。他是那些从各处过来!我站在上面,感觉像个傻瓜一样,看起来也像个傻瓜,为眼前发生的事惊奇。这是应该做的事。劝诫人来见主。很多年前一直都是这样,但现在你不再看到这些了,因为有讲台的栏杆,所以我把它们放在下面的台上。 我刚来的时候是没有下面的台子的。两侧有栏杆,为了方便年长的特鲁特博士走下去,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圣餐桌,就这样而已。我让他们建了这个平台,因为我讲道完了就站到那里去。每隔一段时间—在哪里都不要经常做—过去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,我会走到下面去,劝诫人来到耶稣那里。这是下面的平台的目的。建筑结构已经被改变了,这里延伸出来为了放钢琴,还要留地方给管风琴,诸如此类。对我来说,讲道是要得着人。这是你想要做的事。你要为神得着他们。这是一种方式。不要在你和子民之间放任何东西,什么都不要。 有不同形式的讲道。世界上最好的方式是拿着圣经就讲。我到了马斯科吉之前都没这样做。如果我能再活一次,当我十七岁开始的时候,就拿着圣经讲道。如果我没有办法从创世记第一章讲一篇道,就从创世记前两章讲一篇道;如果我不能从前两章讲一篇道,就从三章;如果我不能从创世记的一半讲一篇道,我就从整篇书讲道;如果整部书都讲不了一篇道,我就从摩西五经讲一篇道;如果还不行,我就从前六部书讲一篇道;如果还不行,我就从整个旧约讲一篇道。如果我能再活一次,我要讲圣经,我要这样做。 讲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自己。只要做自己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,做自己。我必须要结束了。我想最后讲我青年时候的经历。我这样做是想要激励你们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,我们都不同,我们一些人是吵闹的、外向的,有些人是安静、害羞的,但这不要紧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,只要做自己。 好,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。我十七岁开始讲道。我在阿马里洛第一浸信会注册为牧师,接着去贝勒大学学习怎样讲道。我马上就开始讲道了。我一开始是在韦科的街道讲,后来去监狱里。最终去了一个贫困的农场,然后去了一个小的乡村教会。他们在一个学校的房子里聚会。教会唯一所有的就是一个敞开的会幕,他们在那里举行帐篷复兴会。人们从各地过来,在那里宿营十天。 我是贝勒大学的志愿者团的一员。他们是宣教志愿者,我不是宣教志愿者,但是我很喜欢那里的孩子们。我参加志愿者团,和他们一起四处走动。到了夏天—我那时已经十八岁—到了夏天我要在敞开的会幕举办复兴会。所有那些志愿者,大概有三十到三十五个人,都一起坐公车来到普泰,就是复兴会举行的地方—我的小教会的名字是普泰康戈浸信会—来参加复兴会。他们来了,非常吃惊。这些孩子给我和我的工作下了悲惨的结论。他们说,“没有哪个好教会会召你的。你讲的声音太吵了;四处走动,上上下下。一个有教养的、有文化的福音使者像你这样是不可想象的。你一辈子都会呆在乡下没有房子的教会里,只有一个会幕。这地上没有一个好教会会召你。” 他们最基本的假定,就是如果我呆在乡村就是失败,我现在不这样认为。不是这样的。如果神让我余生在乡村教会里,在神看来,这就和派我在城市教会里一样的非凡、有福。在神看来这没有区别。这只是他的旨意,只是如此。他们认为要成功,你就得在大教会里不断高升。 他们让我很烦恼,因为他们不只是说了一次。他们每次看到我都要打击我,他们也不是好好地说,像你们这样。那些孩子对彼此很苛刻,他们用带着倒刺的话打击我。于是我感到很大的压力。 我在贝勒大学有个很好的朋友,我告诉她我绝望了,不管我怎样试图改变讲道的方法,过不了一会儿我的热火就上来了。那时的一个晴天,三、四英里,甚至五英里之外你都可以听到我讲道的声音。现在隔了一英里或者半英里你就听不见我了。那时真的十分激烈。 贝勒大学的这个女生对我说,“我在韦科有个好朋友,她叫马萨霍恩,是个训练演讲的老师。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师,她城市的人非常喜爱她,甚至为她建造了一座小剧院。我想带你去见她。你告诉她你的问题。” 她带我去见马萨霍恩,我告诉她了我的问题:我讲道太吵、太猛烈,那些孩子都说如果我不改变,我在事奉中永不会有进步,我一辈子都得呆在乡村里。我因此而绝望。她说,“你既然来了,我们来看我能做些什么帮助你。” 于是我开始跟马萨霍恩学习。 我会讲话的时候我妈妈就教我演讲的方法了。你也许永远都猜不到,但这是真的。我小的时候多年地学习表达方式,到了高中,参加辩论队,朗诵,赢过奖杯和金牌。 我开始跟马萨霍恩学习。她一开始也是讲同样这些事,怎样呼吸,怎样从腹部发声,从舌尖、嘴唇和牙齿发声,怎样用手势,像这样,而不是那样。我和马萨霍恩重新学习了一遍这些。这样一段时间,她对我说,“你能为我讲道吗?” 到那时我已经和她很熟了,我说,“我很乐意。” 于是我站在那个小剧院的前面,她是我唯一的听众。我打开圣经,选择了经文,给她讲了道,就像我在乡村的时候一样。我讲完了,她一句话都没说。她说,“下一课的时候你能再这样做一次吗?” 下一次的时候我站在小剧院里,她是我唯一的听众,我又给她讲道。同样的事,她什么都不说,只说,“你下一次能还做同样的事吗?” “我很乐意。” 下次我来的时候,我走到她的住处去,她说,“请你过来,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。”我就和马萨霍恩坐在客厅,她对我说,“这周我的一个好朋友从堪萨斯城来见我,我想到了你,我对她说,“你去堪萨斯的哪个教会?她说去哪个教会。我问她,‘你属于那个教会吗?’ 她说,‘不。’ 我问她,‘你为什么去那里?’ 她说,‘因为那里的牧师会讲道,我喜欢听讲道!’ ” 她说,“我就和堪萨斯城的朋友一样。我去教会,想要听讲道。” 她说,“我想告诉你。这是你最后一次来了。你不需要更多的课程了。但记住我的话:从现在开始,你的一生中都是如此,你讲道的时候,要按照心里的感受去做。如果你想要握紧拳头,你就握紧拳头;如果你想要捶讲台,你就捶讲台;如果你想要摇头,你就摇头;如果你想要跺脚,你就跺脚;你要按照心里的想法去做。” 然后她最后说,“我不认为所有人都会喜欢你,但是他们都得听你要讲的信息。” 我离开的时候觉得一下高大起来,一下伟岸起来。直到今天,我成千上万次地听到别人跟我说我讲道的方式。我总是记得马萨霍恩的话:“你要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做。他们也许不喜欢它,但是他们会听你要讲的内容。” 瑞班法官做这里的执事会主席三十五年,这讲台还没有伸到这里、座位还靠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在这里。他就坐在这里,因为他的妻子安有重听,听不清楚。有一天,我坐在他旁边,他一直都是那样头靠后地仰着,我对瑞班法官说,“瑞班法官,你总是坐在前面,紧靠着讲台,你的头总是向后靠着,因为安重听。你的脖子不疼吗?” 他说,“不,只有耳朵疼,只有耳朵。” 不要因为神造你的方式而羞愧。成为你自己,站在那里,你的心里有感动,就不要阻碍,不要犹豫,你灵里的东西会自然地出来。只要让它出来,让它闪光,神放在你灵里的东西。主会祝福你的事奉。              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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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3月15日

司布真曾站第一层阳台的中心,他上面有一层阳台,下面也还有有一层,他就站在中心的阳台栏杆边。在栏杆上有个小讲台,大概这么大的一块木头。司布真就从那个阳台栏杆上讲道。别人问他为什么,他回答说,“一个人讲道使用他的每块肌肉、每块骨头、每条筋,所以他的身体不应该被挡上,应该被看到。” 我也相信这一点。

我去纽约听诺曼·文森特·皮尔的讲道,他用麦克风讲道,他的前面只有一个麦克风。这没有问题。我喜欢讲台,因为它很美丽,将人们的眼睛集中到这个人所站的地方。但是讲台不能太大。如果你教会里有个很大的环绕式的讲台,我想你应该扔掉它,没有例外。它将你隐藏起来,你被隐藏得越多,你和人们之间的障碍越大。第一个教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。一开始只是一个小栏杆在祭司和人们之间,然后栏杆越来越高,越来越高,最终在希腊东正教中,栏杆到天花板,希腊东正教的祭司是在墙后面,完全看不到。墙上画的都是圣象。

我曾去过莫斯科的聚会,你站在那里的时候,主持的祭司在墙的后面。然后他会从墙的门出来,发放弥撒的饼和酒。教会的历史是这样的趋势,你们当中也有很多建造大讲台的,不要这样做!把它们拉倒!

每次我在教会讲道,如果那有个围绕我的讲台,我就觉得我和人们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障碍。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太高,只能看到我这里以上的部分。这意味着我只是从笼子里越过一面墙对着人讲话。

如果有人去向一个女孩求爱,他想让她嫁给他,他带了一个笼子,隔着笼子对她讲话,这不是很可笑吗?如果你和商人谈生意,或者买保险,这这样将你和对方隔开,这不是很可笑吗?

你在讲台要做什么?你不是要让人来见耶稣吗?你不是想要和他交谈吗?你不是要让他倾听吗?你不是要让他回应吗?所以不要在他和你之间隔着什么。只要面对面,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,沿着过道讲道、教导。这没有问题。完全没有问题。走下去到会众当中,邀请人见主;人们不再这么做,但我会这么做。我还这样做,没有问题。

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斯科吉,他们请我对奥克拉荷马州塔斯基吉的乔克托族讲道,就像阿拉巴马的塔斯基吉一样,奥克拉荷马的塔斯基吉。我去了那里,看到一个营地中有一个敞开的会幕,非常大的会幕,其中满了乔克托印第安人,纯种的乔克托印第安人。全部族人都在那里。他们是浸信会信徒。所有的人都是浸信会信徒。从本质上来说你是浸信会信徒。这些乔克托人是浸信会信徒。我站起来讲道。我倾尽全心地跟他们分享,然后呼召,没有回应,没有人回应!

带领诗歌的乔克托印第安人就站在我旁边,我对他说,“请你继续带领。” 我那时候想已经完了,结束了,结束聚会,祝福,完了。那是我的意思。

我不知道那个带领诗歌的乔克托印第安人是个老派的劝诫者。我对他说,“请你继续带领。” 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是让人来祝福,他以为我是说我已经讲完了,“现在你来劝诫!”

那个乔克托印第安人在会幕的过道上来回走,还有会幕外面,周围,座位前后,四处地走,劝人归信耶稣。他是那些从各处过来!我站在上面,感觉像个傻瓜一样,看起来也像个傻瓜,为眼前发生的事惊奇。这是应该做的事。劝诫人来见主。很多年前一直都是这样,但现在你不再看到这些了,因为有讲台的栏杆,所以我把它们放在下面的台上。

我刚来的时候是没有下面的台子的。两侧有栏杆,为了方便年长的特鲁特博士走下去,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圣餐桌,就这样而已。我让他们建了这个平台,因为我讲道完了就站到那里去。每隔一段时间—在哪里都不要经常做—过去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,我会走到下面去,劝诫人来到耶稣那里。这是下面的平台的目的。建筑结构已经被改变了,这里延伸出来为了放钢琴,还要留地方给管风琴,诸如此类。对我来说,讲道是要得着人。这是你想要做的事。你要为神得着他们。这是一种方式。不要在你和子民之间放任何东西,什么都不要。

有不同形式的讲道。世界上最好的方式是拿着圣经就讲。我到了马斯科吉之前都没这样做。如果我能再活一次,当我十七岁开始的时候,就拿着圣经讲道。如果我没有办法从创世记第一章讲一篇道,就从创世记前两章讲一篇道;如果我不能从前两章讲一篇道,就从三章;如果我不能从创世记的一半讲一篇道,我就从整篇书讲道;如果整部书都讲不了一篇道,我就从摩西五经讲一篇道;如果还不行,我就从前六部书讲一篇道;如果还不行,我就从整个旧约讲一篇道。如果我能再活一次,我要讲圣经,我要这样做。

讲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自己。只要做自己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,做自己。我必须要结束了。我想最后讲我青年时候的经历。我这样做是想要激励你们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,我们都不同,我们一些人是吵闹的、外向的,有些人是安静、害羞的,但这不要紧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,只要做自己。

好,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。我十七岁开始讲道。我在阿马里洛第一浸信会注册为牧师,接着去贝勒大学学习怎样讲道。我马上就开始讲道了。我一开始是在韦科的街道讲,后来去监狱里。最终去了一个贫困的农场,然后去了一个小的乡村教会。他们在一个学校的房子里聚会。教会唯一所有的就是一个敞开的会幕,他们在那里举行帐篷复兴会。人们从各地过来,在那里宿营十天。

我是贝勒大学的志愿者团的一员。他们是宣教志愿者,我不是宣教志愿者,但是我很喜欢那里的孩子们。我参加志愿者团,和他们一起四处走动。到了夏天—我那时已经十八岁—到了夏天我要在敞开的会幕举办复兴会。所有那些志愿者,大概有三十到三十五个人,都一起坐公车来到普泰,就是复兴会举行的地方—我的小教会的名字是普泰康戈浸信会—来参加复兴会。他们来了,非常吃惊。这些孩子给我和我的工作下了悲惨的结论。他们说,“没有哪个好教会会召你的。你讲的声音太吵了;四处走动,上上下下。一个有教养的、有文化的福音使者像你这样是不可想象的。你一辈子都会呆在乡下没有房子的教会里,只有一个会幕。这地上没有一个好教会会召你。”

他们最基本的假定,就是如果我呆在乡村就是失败,我现在不这样认为。不是这样的。如果神让我余生在乡村教会里,在神看来,这就和派我在城市教会里一样的非凡、有福。在神看来这没有区别。这只是他的旨意,只是如此。他们认为要成功,你就得在大教会里不断高升。

他们让我很烦恼,因为他们不只是说了一次。他们每次看到我都要打击我,他们也不是好好地说,像你们这样。那些孩子对彼此很苛刻,他们用带着倒刺的话打击我。于是我感到很大的压力。

我在贝勒大学有个很好的朋友,我告诉她我绝望了,不管我怎样试图改变讲道的方法,过不了一会儿我的热火就上来了。那时的一个晴天,三、四英里,甚至五英里之外你都可以听到我讲道的声音。现在隔了一英里或者半英里你就听不见我了。那时真的十分激烈。

贝勒大学的这个女生对我说,“我在韦科有个好朋友,她叫马萨霍恩,是个训练演讲的老师。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师,她城市的人非常喜爱她,甚至为她建造了一座小剧院。我想带你去见她。你告诉她你的问题。”

她带我去见马萨霍恩,我告诉她了我的问题:我讲道太吵、太猛烈,那些孩子都说如果我不改变,我在事奉中永不会有进步,我一辈子都得呆在乡村里。我因此而绝望。她说,“你既然来了,我们来看我能做些什么帮助你。” 于是我开始跟马萨霍恩学习。

我会讲话的时候我妈妈就教我演讲的方法了。你也许永远都猜不到,但这是真的。我小的时候多年地学习表达方式,到了高中,参加辩论队,朗诵,赢过奖杯和金牌。

我开始跟马萨霍恩学习。她一开始也是讲同样这些事,怎样呼吸,怎样从腹部发声,从舌尖、嘴唇和牙齿发声,怎样用手势,像这样,而不是那样。我和马萨霍恩重新学习了一遍这些。这样一段时间,她对我说,“你能为我讲道吗?”

到那时我已经和她很熟了,我说,“我很乐意。” 于是我站在那个小剧院的前面,她是我唯一的听众。我打开圣经,选择了经文,给她讲了道,就像我在乡村的时候一样。我讲完了,她一句话都没说。她说,“下一课的时候你能再这样做一次吗?”

下一次的时候我站在小剧院里,她是我唯一的听众,我又给她讲道。同样的事,她什么都不说,只说,“你下一次能还做同样的事吗?”

“我很乐意。” 下次我来的时候,我走到她的住处去,她说,“请你过来,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。”我就和马萨霍恩坐在客厅,她对我说,“这周我的一个好朋友从堪萨斯城来见我,我想到了你,我对她说,“你去堪萨斯的哪个教会?她说去哪个教会。我问她,‘你属于那个教会吗?’ 她说,‘不。’ 我问她,‘你为什么去那里?’ 她说,‘因为那里的牧师会讲道,我喜欢听讲道!’ ”

她说,“我就和堪萨斯城的朋友一样。我去教会,想要听讲道。” 她说,“我想告诉你。这是你最后一次来了。你不需要更多的课程了。但记住我的话:从现在开始,你的一生中都是如此,你讲道的时候,要按照心里的感受去做。如果你想要握紧拳头,你就握紧拳头;如果你想要捶讲台,你就捶讲台;如果你想要摇头,你就摇头;如果你想要跺脚,你就跺脚;你要按照心里的想法去做。” 然后她最后说,“我不认为所有人都会喜欢你,但是他们都得听你要讲的信息。”

我离开的时候觉得一下高大起来,一下伟岸起来。直到今天,我成千上万次地听到别人跟我说我讲道的方式。我总是记得马萨霍恩的话:“你要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做。他们也许不喜欢它,但是他们会听你要讲的内容。”

瑞班法官做这里的执事会主席三十五年,这讲台还没有伸到这里、座位还靠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在这里。他就坐在这里,因为他的妻子安有重听,听不清楚。有一天,我坐在他旁边,他一直都是那样头靠后地仰着,我对瑞班法官说,“瑞班法官,你总是坐在前面,紧靠着讲台,你的头总是向后靠着,因为安重听。你的脖子不疼吗?” 他说,“不,只有耳朵疼,只有耳朵。”

不要因为神造你的方式而羞愧。成为你自己,站在那里,你的心里有感动,就不要阻碍,不要犹豫,你灵里的东西会自然地出来。只要让它出来,让它闪光,神放在你灵里的东西。主会祝福你的事奉。